摘要：老藤的小說創(chuàng)作，將東北文學的傳統(tǒng)和儒家文化相融合，形成了鮮明的個人文學風格。他對人的權利和尊嚴的關注，為東北文學注入了更多的暖意；他典雅明正的美學風格給粗線條的東北文學帶來了一份細膩；其作品的時代性和當下性，也是儒家入世精神的體現。老藤的寫作為東北文學帶來了新的經驗。

　　關鍵詞：老藤東北文學儒家文化

　　老藤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小說創(chuàng)作，一直深耕東北，近年來他連續(xù)出版了《刀兵過》《戰(zhàn)國紅》《北地》《北障》《銅行里》《北愛》《草木志》等長篇小說，廣受關注。老藤通過對東北思想、文化、物產、風俗和自然的書寫，對東北進行了立體展示。其小說創(chuàng)作繼承了東北文學的傳統(tǒng)，有蕭紅式的對東北文化的反思與批判，有草明、周立波、李云德式的對時代要求的回應與互動，有遲子建式的萬物有靈的自然觀，還有胡冬林式的對東北自然博物志的呈現。老藤在繼承東北文學傳統(tǒng)的基礎上，將他對儒學的理解融入了小說的創(chuàng)作，通過轉化傳統(tǒng)思想而獲得現代意義。儒家文化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主脈，老藤非常重視對儒家文化的解讀，曾出版過《儒學筆記》《儒林漫步》《孔子另說》等幾部探討儒家文化的隨筆集，深入淺出地對儒家的學說進行了闡釋和辯駁，汲取精粹，摒棄偏見，展現了其對儒家文化獨特的理解。小說創(chuàng)作也是文化思考的延伸。儒家文化的融入，使老藤的小說既有深厚的思想性，也具有典雅明正的美學追求，既有對自然的鐘情，又強調人在自然中的價值和位置。同時，儒家的入世精神使其小說具有鮮明的時代性和當下性。儒家文化和東北文學傳統(tǒng)的融合，使他獲得了獨特的個人風格，為東北文學提供了新的經驗。

　　一

　　在遲子建看來，人詩意地棲居于自然之中，自然是人類的詩性家園。在她的筆下，萬物有靈，牛馬豬狗、花鳥魚蟲仿佛都有自己的思想和情感，這些生靈共同構建起了一個奇妙而博大、神奇而絕美的自然。老藤有著和遲子建相似的自然觀，他在小說中書寫了很多動物的傳奇，比如《北障》中的瘸腿狐貍和猞猁、《黑畫眉》中的驢、《北地》中的狍子、《青山在》中的白虎和貔子、《熬鷹》中的青鷹和風鳶、《扎漢宮》中的白狐貍、《遠東第一犬》中的高加索犬、《野長城羊事》中的山羊，等等，都充滿了靈性和神秘性。這些動物是大自然的表征，通過書寫這些動物，伴以對東北廣袤大地風景的描繪，老藤以文學的方式構建起神奇莫測的大東北自然。在《草木志》中，老藤將人和草木互喻，將東北草木的特征和東北鄉(xiāng)土人物的性格相對照類比，呈現了東北大地上人與自然的渾融。小說中，東北大地上的草木不是風景和閑筆，而成了人物性格的一部分，人物也成了東北大地的風景，通過這樣的書寫，大地和人物被緊密地聯系在了一起，人和自然不再是對立的兩端，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渾然一體。這樣的書寫一方面突出了小說的地域性特征，另一方面也為小說人物的塑造帶來了新意。小說的主人公是一個有生物學背景的青年，他對東北的植物非常熟悉和敏感，東北尋常的草木在他的眼中都會煥發(fā)出別樣的光彩。老藤借他的眼睛觀察小村墟里豐茂的植物，將東北鄉(xiāng)土世界草木的性狀和特征娓娓道來，呈現了東北大地孕育的植物王國。小說中以草木喻人的筆法，使人想到《紅樓夢》中的絳珠仙草，或是屈原筆下的蘭芷芙蓉，其用名葩異卉喻才子美人，而老藤用普通草木喻尋常人物，人物的性格因借喻草木而得到了形象地呈現。如果說之前《北障》里的山林莽原，是對東北山川的寫意，那么《草木志》就是對東北大地精雕細刻的工筆。老藤在小說中介紹東北的植物如數家珍，充滿了知識性，儼然是一個植物學家的授課，這樣的筆法讓我們想起了常年游走于長白山密林深處的作家胡冬林。他與鳥獸為伍，與星斗為伴，幕天席地，風餐露宿，密切地觀察長白山林區(qū)豐富的動植物，像生物學家一樣追蹤動物群落，分析植物科屬，與獵戶交流，向當地人請教，探尋和發(fā)現自然的玄機與奧秘。他作品中的生物知識是鮮活的，他在行走中行文，在研究中創(chuàng)作，用雙手撫摸樹林，用腳步丈量山脈，他的文字不是在書齋中的隨想，而是生命在山林間的痕跡。老藤的寫作同樣需要對自然長期的觀察和大量的知識儲備，老藤對東北草木事無巨細、面面俱到的講解，使作品具有鮮明的知識性，呈現出一種類似博物志的形態(tài)，這表現出老藤的專注、定力和對東北大地的關切。更重要的是，在老藤的筆下，植物與人一一對應，他在書寫這些東北草木屬性與特質的同時，也寫出了墟里百姓的各式性格，寫草木，也在寫人物，所以，這部小說是東北大地的草木志，也是東北鄉(xiāng)土世界的人物志。這部小說關涉國家建設美麗鄉(xiāng)村的重大主題，也寫到很多生態(tài)保護的內容。21世紀以來這兩方面內容備受重視，但成功塑造起人物的作品并不多見，《草木志》在這方面提供了新的經驗。

　　其中一個重要人物是新近走馬上任的村主任，人們叫他哨花吹。他是來自鄉(xiāng)土民間的鮮活人物，原來是個喇叭匠，人品可靠性格好，再加上吹得一手好喇叭，十里八村的紅白喜事兒都少不了他。他收入頗豐且受人尊重，生活自在逍遙。當家鄉(xiāng)墟里內外交困，面臨被其他村合并的狀況時，他臨危受命，為了鄉(xiāng)親共同的利益放棄個人逍遙的生活，肩扛使命，走馬上任。老藤把他比作光葉山楂，其果實酸甜適度，老少咸宜，村里的人們看到這種果樹都會抓一把果子來吃，所以人們也稱其為“一把抓”。把他比作“一把抓”，是因為他在工作中和風細雨、幽默風趣，讓人如飲甘露、如沐春風，他是村中的潤滑劑，能抹平村民間的各種糾葛，游刃有余地解決各種村民間的爭端。他能順利解決鄉(xiāng)村的公共事務，處理鄉(xiāng)民間的爭端，靠的不是家族勢力和行政權力，而是他的工作態(tài)度和工作能力帶來的鄉(xiāng)親們對他的信任和尊重。在既往的鄉(xiāng)土文學作品中，村中的領導者往往是權威式的人物，不容置疑，不怒自威。但哨花吹不一樣，他是新式的鄉(xiāng)村基層領導者的形象，他親和而友善，始終與村民站在一起，即使面對一些強硬的行政命令，也始終從村民的立場看待問題和處理問題，一改之前鄉(xiāng)土敘事中基層領導者頭人和族長的形象，而是作為一個基層的服務者和帶頭人，可以說哨花吹的形象為新的鄉(xiāng)土基層領導者形象的塑造，提供了一個范例。

　　當然，老藤不僅能描繪出讓人神往和膜拜的自然，或者勾勒一個與人渾然交融的自然，他還考慮如何在現實中保護和還原這樣的自然，這種現實的考量讓老藤筆下關于生態(tài)的內容具有鮮明的批判性。老藤始終保留著一份冷靜和審慎，他矚目于現代性發(fā)展帶來的成就，也關心發(fā)展背后的代價?？鬃釉唬骸熬佑腥罚何诽烀?，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睆堁鄫胱g注：《論語》，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256頁。孔子認為人應該有敬畏之心，排在第一位的就是“畏天命”，老藤將“天命”解讀為大自然的規(guī)律，他認為人敬畏自然，免遭大自然的懲罰，是“人類進化的重要教訓”。人對自然的占有與索取，也應當遵循這種原則，那就是“對自然有限索取的消費觀”。儒家規(guī)定了很多應當遵循的禮制規(guī)定，在老藤看來就是讓人根據環(huán)境、資源和生態(tài)的承載力消費自然資源，克制自身的欲望，拒絕主張征服自然、馴化自然的膨脹的人類中心主義觀念，保持人與自然的和諧發(fā)展。

　　老藤通過書寫盜獵者的失?。ā对鷿h宮》《青山在》）以及虐待動物者被懲罰的故事（《黑畫眉》《野長城羊事》《遠東第一犬》）表達了對破壞自然行徑的譴責和痛斥。但在關注保護自然生態(tài)的同時，他沒有二元對立地去看待人與自然的關系，在呼喚保護自然的同時也強調在處置生態(tài)問題時對人的尊重，主張在保護自然的同時不能忽略具體的人的利益。在他的筆下，人與自然是平等的，應是和諧共生的，對任何一端的忽視都不能接受。他認為儒家的核心價值“仁”，本質上就是“愛人”，要以人為本。“人是萬物之靈，我們所做的一切事情歸根結底都是為了人?！笨梢?，老藤有著人本主義的生態(tài)觀，在倡導保護自然秩序的同時，沒有忽視對人的境遇和尊嚴的考量。他宣揚對自然的保護和修復，但在具體的層面，他也警惕在“環(huán)保主義”的大旗下，對人權利的褫奪和傷害。小說《北障》通過講述人與動物的斗爭，以及警察和獵手的博弈，寫出了野生動物的機巧與精明、狡猾與智慧，表現了大自然的浩瀚與神秘、豐富與博大，同時也關注了在保護自然生態(tài)過程中付出代價的那些人的命運，對脫離實際的一刀切式的“極端環(huán)保主義”提出了質疑。

　　小說中，胡所長表面上為了保護北障森林的生態(tài)環(huán)境，也為了表現自己的治理能力，以強硬的行政命令禁止獵人們捕獵，意圖在他的任上終結北障森林獵人們幾百年來的狩獵傳統(tǒng)。獵人們表面配合，背地里卻各有打算。其中獵人金虎為了朋友的情義，也為了給愛犬報仇，上山狩獵猞猁。金虎的行動自然瞞不過精明老道的胡所長，胡所長希望抓到金虎捕獵的現行。在這里，猞猁是金虎的獵物，而金虎又是胡所長的“獵物”，作品就在這雙重的狩獵中展開。在金虎狩獵的部分，老藤表現了猞猁的兇猛與狡黠，也表現了獵人的執(zhí)著和老練，讓讀者以為是一場勢均力敵的纏斗。不想，猞猁只在小說的前段留下了一些蛛絲馬跡，之后就游弋于林海，潛隱于深山，后來一直與金虎過招兒的，且將金虎玩弄于股掌之上的，原來是一只斷腿的狐貍。小說中的另一重“狩獵”，是胡所長與金虎的對決。對于狩獵，胡所長相信嚴刑峻法，要求令行禁止，而金虎信奉獵人們自古以來的傳統(tǒng)與規(guī)矩——適可而止，他相信獵人也是林區(qū)生態(tài)的一個部分，只要獵人按規(guī)矩狩獵合適的對象，就不會影響野生動物的生存。胡所長的禁令，代表著現代文明對自然生態(tài)的強力介入和干預，而金虎的狩獵代表了北障森林獵人們對傳統(tǒng)和榮譽的致敬。經過數次你來我往的較量，胡所長如愿以償地抓了金虎違規(guī)捕獵的現行。然而，為了抓住金虎，獵人唐胖子成為出賣同伴的告密者，這一舉動摧毀了獵人們之間多年來形成的信任和友誼，還有以信義為標識的獵人的價值體系。胡所長將人排斥于生態(tài)的范疇之外，忽視了生態(tài)中人的位置和意義，破壞了林區(qū)獵人的人文生態(tài)，對獵人們的生存狀況造成了傷害。

　　在這部小說中，“自然”有兩重含義，第一重的自然，是金虎面對的，以猞猁為象征的原始自然。第二重自然，是胡所長面對的，獵人和自然和諧共生的北障森林的自然狀態(tài)。金虎獵殺作為保護動物的猞猁，固然是對自然的破壞，而胡所長不顧及當地的特殊情況、文化傳統(tǒng)、人文秩序和獵人們的尊嚴與榮譽，堅決而生硬地禁獵，是對當地自然與人和諧共存狀態(tài)的破壞。胡所長讓當地的獵人們不情愿地承擔了生態(tài)保護的所有代價，對于林區(qū)的獵人們來說，這是不合理的。這在老藤看來，也是需要警惕的事情，所以在小說的結尾，胡所長雖然捉住了盜獵的金虎，自己卻跌落山崖，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老藤通過這樣雙線結構的設置，一方面表現了大自然的博大與珍貴，強調了保護自然的觀念；另一方面，也對生態(tài)保護這個看似無可置疑的概念進行了質詢。他通過小說表達出，生態(tài)保護不是工具理性支配下對數據和指標的簡單恢復，而是在尊重和敬畏自然的同時也尊重人的利益和權利、信仰和傳統(tǒng)，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

　　二

　　老藤是一個有著強烈的文化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感的作家，他將文學作為傳承民族文化基因的載體，希望通過寫作為傳統(tǒng)文化攝魄賦形，豎起民族精神之塔。老藤認為儒學經典包羅萬象、洋洋大觀，但概括其要義，主要是“仁、義、禮、智、信”。在他看來，塑造高尚超拔的道德人格是儒家文化的核心精神，儒家“五?！辈粌H是對儒者人格的要求，也是人們行事應該遵守的規(guī)范。儒家文化歷來重視人的德性品行，注重對道德的培養(yǎng)和人格的提升，推崇那些具有崇高品格的人物，孔子曰“殺身成仁”，孟子曰“舍生取義”，他們把道德理想的堅守看得比生命還重，這種崇仁尚義的追求構成了古典中國“禮儀之邦”的思想基礎。老藤的小說創(chuàng)作并不滿足于批判和反思，他致力于健康文化生態(tài)的建構，將對儒學的認知貫徹到小說的創(chuàng)作中，以文學的方式，將儒家對理想道德人格的描述與期待具象化，塑造了眾多具有完善人格的人物形象，發(fā)揮了文學作品價值引領和精神感召的功能。

　　這方面最典型的是《刀兵過》中的王克笙和王明鶴父子形象。老藤的《刀兵過》通過書寫醫(yī)館酪奴堂自清末至改革開放初期百年來的遭遇，呈現了東北百年來的歷史變遷以及進入現代的曲折歷程，塑造了王克笙和王明鶴兩位具有儒家理想道德人格的鄉(xiāng)賢形象。鄉(xiāng)賢不同于鄉(xiāng)紳，“考試和捐納是取得紳士地位的兩大途徑”，可見在古代社會，取得功名或者捐獻足夠的財富可以躋身紳士集團。但老藤書寫的鄉(xiāng)賢無關權勢和財富，鄉(xiāng)賢的身份主要通過超拔的德行而獲得民間的承認。老藤認為，幾千年來中國文明歷經刀兵洗禮而不中斷，頑強地延續(xù)至今，鄉(xiāng)賢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中華文化的基因深植于民間，尤其是廣大的鄉(xiāng)村，而鄉(xiāng)村中文化傳播的主要承擔者便是那些鄉(xiāng)賢”，鄉(xiāng)賢是儒家文化的重要載體，通過書寫鄉(xiāng)賢形象，老藤表現了儒家文化守護中華文明綿延幾千年而不斷的內在邏輯。

　　小說中，中醫(yī)世家子弟王克笙為了將砭石醫(yī)法傳至關外，謀求日后洗刷族恥，恢復祖姓，于小村九里開酪奴堂，坐館行醫(yī)，治病救人的同時，履行鄉(xiāng)紳職責，建三圣祠祭宗師，修萬柳塘葬英烈，記村志以震邪魅，修鄉(xiāng)約以定禮俗。王克笙為鄉(xiāng)里診疾病，為九里定秩序，助村民躲刀兵，后來積勞成疾，撒手西去。其子王明鶴繼承其衣缽，繼續(xù)鄉(xiāng)醫(yī)的工作，兼作塾師，同時作為鄉(xiāng)民推舉的鄉(xiāng)紳，主持地方事務，延續(xù)鄉(xiāng)約民俗。動蕩的歲月中，小村九里數次過刀兵，土匪、日本兵、俄國兵、奉系軍閥、義和團等都造訪過此處，九里人憑著對圣人的信仰及對鄉(xiāng)約的恪守，任由外部世界血雨腥風，儒家文化塑造的這個仁義的地方總能在波譎云詭的兇險歲月中得以保全。在被動地進入現代社會的過程中，九里人目睹了太多膨脹的欲望、擴張的野心、生死的纏斗、仇恨的糾葛，及其導致的秩序的破碎、道德的坍塌和人性的泯滅，而王氏父子治理的九里好似一片歷史中的飛地，堅守古老而樸素的儒家文化，成為一片安穩(wěn)的凈土，收留那些迷失和不安的靈魂。九里不僅得以在兵荒馬亂的歲月中平安度過，還人才輩出，酪奴堂培養(yǎng)的孩子們都走出了九里，在更廣闊的人生舞臺上奮力拼搏，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也就是說，王氏父子以儒家文化建構的秩序不是凝滯的和塵封于歷史之中幽暗處的，而是充滿了活力和面向未來的，老藤以這樣的方式在當下對儒家文化做出了價值的重估，確信儒家文化在當代對社會的穩(wěn)定和發(fā)展依然具有重要的意義。小說中的王氏父子是典型的士大夫形象，他們?yōu)橥瓿善淅硐氲牡赖氯烁?，遵圣訓、傳經典、御敵寇、治惡疾，不畏強權、不慕名利，守鄉(xiāng)風禮俗，保一方安穩(wěn)，是古典的儒家楷模。通過這兩個人物，老藤詮釋了儒家對于理想人格的描述與想象。

　　老藤塑造鄉(xiāng)賢形象，一方面是要形塑儒家道德理想，在道德式微、欲望膨脹的當下發(fā)揮文學作品價值引領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融入了其對中國當下現實問題的思考，這體現了儒家積極入世的思想。面對建設“和美鄉(xiāng)村”的時代要求和當下農村人口流失、鄉(xiāng)土世界空心化、鄉(xiāng)村文化斷裂的現實處境，老藤創(chuàng)作了《江山志》，希望通過對鄉(xiāng)土世界的典范人物——鄉(xiāng)賢的瞻仰和紀念，重塑鄉(xiāng)土世界的精神圖騰，接續(xù)鄉(xiāng)土世界的文化脈絡，為和美鄉(xiāng)村的建設凝聚人心，集聚民力。小說中，有著三百年歷史的江山村人口流失，生育率銳減，面臨被合并和裁撤的危機。為了應對這一危機，村書記要為當代鄉(xiāng)賢梅公遷墳修祠，劉老師要為三百年的江山村修史，讓公祠村史成為江山村的精神之塔，感召江山村出走的孩子回望故鄉(xiāng)，為江山村的復興創(chuàng)造可能。他們的努力喚醒了江山村后裔對故鄉(xiāng)的情感和支持，使建祠修史成為可能，還為江山村帶來了新的產業(yè)，讓江山村煥發(fā)了新的活力和希望。在這里，老藤為鄉(xiāng)村的振興提供了一條文化思路，那就是通過復興鄉(xiāng)賢文化，讓鄉(xiāng)土世界獲得文化的感召力，喚醒城中人對故鄉(xiāng)的思念，以此促進城市對鄉(xiāng)村的反哺，為鄉(xiāng)土世界的振興創(chuàng)造可能。鄉(xiāng)賢不是宏大敘事制造的偶像，是具體的、可感知的、伴有歷史記憶的鄉(xiāng)土世界的英雄，其不僅承載了鄉(xiāng)土的文化，也承載了鄉(xiāng)土的記憶，在老藤看來，鄉(xiāng)賢不被遺忘，鄉(xiāng)土文化就不會熄滅，鄉(xiāng)村的振興就充滿可能。

　　老藤不僅著眼于鄉(xiāng)土世界的振興，作為一位東北作家，對于近年來日益衰落、需要提振復興的東北城市，同樣牽心動念。他認為通過復興鄉(xiāng)賢文化，可以為鄉(xiāng)土世界的復興尋找路徑，對于城市，他通過重塑城市歷史中的英雄，復現城市英雄的光輝，為城市的再次崛起尋找可能。他以儒家的“仁義”為標準篩選書寫的城市英雄，在《銅行里》中，塑造了奉仁尊禮、義薄云天的志士群像，將其作為承載沈陽城市精神的英雄形象。《銅行里》講述的是銅匠們在現代中國的百年傳奇。所謂“銅行里”是沈陽城里一條胡同的名字，皇太極登基后，把制作銅器的店鋪集中于城內，形成了一條“銅行胡同”，市民稱之為“銅行里”。清末民初，這里規(guī)模大的銅器店有十幾家，小說著重講述了石家的“富發(fā)誠”、令狐家的“永昌號”以及唐家的“永和興”的故事。銅行里的銅匠們鉆研技藝，大多專注于鑄銅的某一領域，有人鑄銅鐘，有人做銅煙袋，有人做銅的昆蟲，在各自的細分領域精益求精，久而久之形成絕活兒，代代相承。銅匠們不僅技藝精湛，而且重情重義。唐家遭難，唐家的女兒唐婉秋被賣到妓院，為了營救唐婉秋，石家和令狐兩家傾其所有，湊齊贖金，讓唐婉秋脫離苦海，救人后，施救者不圖回報，義字當頭。銅匠們不僅講朋友情義，更講家國大義，在“富發(fā)誠”，每一代銅匠都有心中所愿，第一代銅匠石嘉文想打造一個巨大的銅火鍋——奉天第一鍋，第二代銅匠石國卿想打造銅的大政殿，第三代銅匠想打造國家紀念館的巨幅銅雕，這些作品是其技藝的標志、個人的豐碑，同時也體現出銅匠們對于國家的關心與祝愿，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他們希望同胞可以豐衣足食，國家可以安定團結，政治可以清正廉明，這些銅匠不僅鉆研手藝，也關心國家民族的命運和前途。日本發(fā)動太平洋戰(zhàn)爭后，物資供給不足，收集民間金屬，銅行里的生意因此不能做了，閑下來的銅匠們替公差去收老百姓家里的銅鐵，他們表面上迎合侵略者，為其做事，暗地里藏匿作為戰(zhàn)爭稀缺物資的黃銅，只上交一些爛鐵，讓侵略者的計劃落空。事情敗露后，參與此事的十八個銅匠沒有一人出賣同伴，后來一并被送去煤場挖煤，死于萬人坑中。他們?yōu)榕笥讯?，為兄弟而死，也為國家民族而死，正所謂“銅匠多壯士，義薄沖云天”。這些銅匠是身懷絕技的能工巧匠，更是深受儒家仁義思想影響和塑造的仁人義士，他們的技藝和人格都讓人膜拜和仰望，他們是東北城市的傳奇，也是承載東北城市精神的城市英雄。

　　老藤的小說不僅面向過去，記錄那些進入歷史的賢者圣徒，也直面當下，面向未來，他繼承了草明、周立波、李云德等老一輩作家在東北建立的文學傳統(tǒng)，讓文學回應時代的召喚，書寫處于時代潮頭具有理想主義氣質、表征時代精神的青年楷模。

　　在《北愛》中，老藤塑造了一個新時代里致力于發(fā)展中國航空事業(yè)的青年科學家形象。苗青畢業(yè)于頂尖學府，掌握著航空領域的前沿科技，在東北人才流失、經濟疲軟的當下，為了自己的航空夢也為了家鄉(xiāng)的建設，她拒絕更高的薪酬和更好的待遇，毅然回歸東北大地，投身航空事業(yè)，在夢想的道路上奔跑，在流俗的趨勢中逆行。苗青是新時代的杰出青年，她的杰出，不只在于她擁有前沿的技術，或者從事尖端的行業(yè)，更重要的是她在消費主義盛行的氛圍中，在幾乎每個人都把個人利益放在首位的環(huán)境里，依然懷有堅定的家國情懷和理想信念，追求崇高的人生理想，用行動響應時代的召喚，到祖國最需要她的地方去奮斗，最終為國家設計出了新一代的隱形戰(zhàn)機，為國家的國防和航空事業(yè)都作出了突出的貢獻。

　　21世紀以來，文學作品中像苗青這樣積極回應時代召喚且志存高遠的青年形象已然不多見，更多出現的，是那些生活重壓下迷惘困頓的青年形象，他們無力承擔時代賦予他們的使命，無法成為肩負時代重任、表征時代精神的旗幟和偶像，他們身處生活的泥淖或精神的困局，自顧不暇。比如《涂自強的個人悲傷》中深陷生存危機的涂自強，《營救麥克黃》中面對道德考驗無所適從的顏小莉，《世間已無陳金芳》中被野心擊穿底線的陳金芳，以及鄭小驢、蔡東和孟小書筆下的“失敗青年”，都是這樣的人物。這些青年形象表現了一個歷史時期內部分年輕人所遭遇的困境和磨難、失落與創(chuàng)傷，通過描寫這些人物的生活遭遇和精神處境，作家們反映了社會發(fā)展過程中部分青年所遇到的問題和狀況，具有一定的價值，但青年形象應具有的感召功能，這些形象并不具備。而苗青這一形象卻與眾不同，她接續(xù)了現代以來知識分子對青年形象強力與朝氣的想象，仿佛是對《少年中國說》和《敬告青年》跨時空的回應，表現出了青年形象的擔當意識、使命感和感召力。儒家文化不僅要求儒者克己慎獨，修身正念，更要有憂國憂民、心懷天下的宏大抱負，《大學》要求儒者“修齊治平”，孟子講“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孔子家語》中對君子的要求，其中重要的一項是“戰(zhàn)陣有列矣，而勇為本”，講的都是儒者的家國擔當，天下情懷。苗青就是這樣具有兼濟天下理念和家國情懷的青年，掌握尖端技術的她并沒有滿足于個人生活的安逸和富足，而是勇攀充滿兇險與挑戰(zhàn)的科技高峰，承擔發(fā)展國家航空事業(yè)的重任，堪稱當代青年的典范。

　　三

　　孔子認為詩有四種功能，“興、觀、群、怨”。其中的“怨”多被認為是諷諫的意思，也就是孔子強調文學的批判性，老藤也認同這樣的闡釋。在這種觀念的影響下，老藤的作品有著鮮明的反思性和批判性，對東北改革年代某些負面的社會風氣和文化觀念進行了深入的反思，繼承了儒家怨刺的傳統(tǒng)。老藤的創(chuàng)作不像蕭紅那樣一味展現東北鄉(xiāng)土世界的凄苦與荒寒，而是具有很強的現實性和當下性，往往從具體問題出發(fā)，反思背后的觀念和思維，立意針砭時弊，破舊而革新，為社會的現代化發(fā)展破除阻力。

　　應該注意到，在儒家文化的影響下，老藤的創(chuàng)作形成了一種獨特的美學特點，賀紹俊曾用“古典文學中的優(yōu)美”來概括他的小說，認為他的小說“在思想主題上追求‘思無邪’”，“在藝術上追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老藤典雅明正的美學追求使其和晚清的黑幕小說有很大區(qū)別。黑幕小說旨在暴露官場的積弊，展覽權力背后人的貪婪和墮落，其中大多充斥著色情與曖昧、暴力與罪惡的內容，其庸俗的一面長期被嚴肅的文學研究者質疑和詬病。受儒家文化深刻影響的老藤，其書寫幾乎沒有這些庸俗的內容，儒家要求儒者“溫、良、恭、儉、讓”，無論行事還是行文，都要文雅而節(jié)制，不可肆意放縱。老藤的寫作鮮明地體現了這樣的特點，即使寫到社會的暗面，也堅持點到為止，不夸飾、不渲染。這方面最典型的是他的長篇小說《鼓掌》，書寫了權力關系中男女情感的復雜性。在權力的包裹下，牛昕對友人細微處的關心讓他在旁人眼中充滿了魅力與風度，而普通人的道德操守在牛昕身上，就成了受人敬仰的稀缺品質。在這里，老藤揭示的是權力對人的賦魅，他從反思人性的角度審視男女情感問題，摒棄了慣常的庸俗化寫作方式，提供了新的思路。

　　在老藤的另一部小說《西施乳》中，鄭遠橋和尹五羊自學生時代就是好友，成年后鄭遠橋走向仕途，而尹五羊先下庖廚，后做商賈。鄭遠橋官場得志，步步高升，而尹五羊生意興隆，越做越大。需要注意的是，尹五羊幫助鄭遠橋，并不是為了讓鄭遠橋的權力為他所用，而是尹五羊秘密地與鄭遠橋的前女友結了婚，重情重義的尹五羊因為對鄭遠橋的愧疚，一直默默地助力他的升遷。老藤沒有一味描寫官員對權力的欲望或者商人對財富的貪婪，小說的主題重在心靈救贖。通過他的作品我們可以發(fā)現，文學的反思性未必需要通過對陰暗面事無巨細的暴露來獲得，過濾掉庸俗的內容，文學的批判性依然可以成立。

　　老藤將東北文學的傳統(tǒng)和儒家文化相融合，形成了個人獨特的文學風格。他對人的權利和尊嚴的關注，為東北文化注入了更多的暖意，他典雅明正的美學風格給粗糲的東北文學帶來了一份細膩，他作品的時代性和當下性，是儒家入世精神的體現。老藤創(chuàng)作的爆發(fā)期還在繼續(xù)，期待他為讀者帶來更多的驚喜，為東北文學帶來更多創(chuàng)作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