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是中國共產(chǎn)黨誕辰九十周年的紀念月份,我省部分中青年詩人緬懷歷史,深情謳歌,有詩作在《詩刊》、《詩潮》等一些詩歌報刊上發(fā)表。在瀏覽了這些詩作之后,我的感覺是,感情真摯,飽滿,不乏大氣與激情。當然,按照俄國形式主義批評的“陌生化”效果打量,或是參照新批評詩歌“意象深化”體系的領悟,若再與中國詩歌傳統(tǒng)的“意境”“情境”之說比較,這些詩的藝術表現(xiàn)還沒缺少新的突破。無論是歷史還是現(xiàn)實,黨的偉大和功績無可置疑,但如果沒有哲人思想家的明察秋毫的概括與反思精神,沒有將歷史學、社會學向藝術學進行深層次心理轉化過渡的工力,形象深刻的史詩很難出現(xiàn),雖然我們望眼欲穿。
八月是農民詩人張凡修的的豐收季節(jié),在《星星》詩刊發(fā)表《密植》、《梯田》、《此去》三首;在《廣西文學》發(fā)表《洶涌》、《風衣》等四首;在《綠風》發(fā)表《冬天》、《像你明亮的眼睛》兩首,而《詩選刊》在第八期則全部轉載了五月份《詩潮》刊出的組詩《細小本身》十四首。能把人與土地,即農民與土地的關系表現(xiàn)得如此真摯、深情、貼切的詩行,在國內詩人中屬于少見。他總是能夠從一些細小的、瑣碎的農家生活和農田耕作中發(fā)現(xiàn)并結構詩歌畫面,口語切入,景致漸進,意象質感,一語多關,小場景大情境,苦澀中的樂觀,艱難中的幸福,狡黠中的智慧,農民的現(xiàn)實生存及生命景況了然于心。王鳴久在《詩刊》八月號上半月版發(fā)表“偉人孫中山”征文詩《夢太陽》,的確讓卿卿我我、兒女情長的表達相對黯然:視野可以這般開闊,心胸可以這般博大,立意可以這般高遠,生命可以這般恣然。娜仁琪琪格在《民族文學》第八期發(fā)表組詩《十萬里的山河與長空》七首,心境灑脫,超然物外,雖然為遠足旅行紀游之詩,但文字之內之外都充滿了對生命與時間的流連慨嘆。特別是個人的一己體驗與面臨的無限河山對比,讓陌生與熟識,渺小與巨大,流逝與停滯等龐雜意緒瞬間向我們涌來。
默白在《詩選刊》第七期以“默白作品”為題,發(fā)表組詩共十一首;在《詩歌月刊》第七期上半月版以“默白的詩”為題發(fā)表組詩共十首。讀默白這兩組篇幅比較集中的詩,我突然想到了烏蘭汗翻譯的《葉賽寧抒情詩選》,或者葉賽寧之前的普里什文的《大自然的日歷》屠格涅夫的《獵人筆記》,他們心目中的草原、河流、山脈,感動著世界范圍的詩人們。默白當然不是模仿,他以自己的長句式試圖來緩解內心的快節(jié)奏。在現(xiàn)代詩創(chuàng)作屢屢比試內心的光芒之時,默白其回歸自然、回歸傳統(tǒng)的北方景物書寫姿態(tài),真的讓讀者接受了一次古典精神的洗禮,于詩歌表現(xiàn)的喧囂之中得到片刻寧靜與安詳。默白肯定需要什么,憑借山光水色或寄托、或填補,哪怕是一時間的人世躲避。在自然面前,肯定有發(fā)現(xiàn),有矛盾,《索菲亞教堂》、《黑河》、《松花江上》、《偽皇宮》等詩的瞬間感悟仍于山水之間閃耀出智慧亮點。由于詩人的情緒有時處于惆悵徘徊甚至游離狀態(tài),所以從一些角度上遮蔽了詩作的思想指向。同時,讀默白的詩仍然會讓我想到屠格涅夫筆下的羅亭、沙洛夫、巴扎洛夫等“多余人”的思想意識流動,內心理想每每與現(xiàn)實相違的遭遇,其實也會蔓延至今;前人與今人的心緒相通,使默白的詩蒙上了一層憂郁的色調。
菁菁在《北方文學》第八期發(fā)表組詩《那個春天心口不一》八首,她詩的純粹性依然在提高著,并以女性特有的縝密,在詩歌陳述內心的時候,繼續(xù)著透明感。從技術層面來講,菁菁目前的詩歌完成我以為是省內青年詩人中的佼佼者,無論確定詩題選擇意象,還是敘述節(jié)奏渲染氣氛調控色彩,她的度都把握得很有分寸。但是這一組詩的不足是讓我感到了多了點閨閣與刺繡的氣息,不是說沒有人間煙火,只是淡了些。我們欽佩阿赫瑪托娃,原因之一是因為她的心際詩情總是能與俄羅斯的土地與民族聯(lián)動。于此,并非要讓菁菁人為地給自己制造傷口,但在詩行中增添一些鋒利的銳角,包括敞開的鈍角,或許更能讓自己豐盈而渾厚起來,當然,它們必須是來自生活生命的部分。星漢在《詩潮》第八期發(fā)表組詩《讓世界小點聲》五首,如果可以主觀猜測,詩人寫這組詩的時候一定正經(jīng)歷著戀愛,情感的執(zhí)著與意象的執(zhí)著幾乎同步,柔柔細語,綿綿衷腸,不忸怩作態(tài),不撓首弄姿,內心與外景的律動和諧暢快,顯示出作者隨心駕馭語言的能力。劉川在《海燕》第九期發(fā)表組詩《錐子一閃》二十一首,仍然是社會現(xiàn)象學的哲學概括升華,看似短小、散文分行排列的口語,幾乎全部經(jīng)作者的結尾句“提升”,才凝聚出思想的精華;如果說劉川的每首詩的前邊五行、十行、十幾行是鋪墊描寫的“畫龍”,最后的一兩行、兩三行才是歸納總結的“點睛”之筆。生命在風情萬種的同時,必然也困境重重,或許阻止風情萬種制造困境重重的險象人心更為可憎,故此詩人的句子擔當了“雷達”的使命,每每在發(fā)現(xiàn)這些弊端,給以人性的解構,從而警世、醒世。畫龍容易點睛難,每首短詩都要賦予一個哲學命題,劉川的“推敲”辛苦可想而知。
楊衛(wèi)東在《鴨綠江》第八期下半月版發(fā)表抗戰(zhàn)全景觀的長詩《浴血山河》,是詩歌體裁的首次表現(xiàn),通篇洋溢著正氣、大氣、陽剛之氣與軍人的威武之氣,是與自己過去“風花雪月”寫作方式的莊嚴告別。盡管這首長詩也存在有待提高之處,但詩人作出的努力與探索,特別是對影響中國歷史發(fā)展進程的領袖級人物的一些細節(jié)描寫,的確匠心獨具,另有追求。同時,這首長詩也為詩歌創(chuàng)作如何表現(xiàn)重大題材、弘揚主旋律提供了一份寶貴經(jīng)驗。李見心在《中國詩歌》八月號發(fā)表《舊房子》、《禮物》、《投降》三首,在《芒種》第九期發(fā)表組詩《玫瑰之名》五首,在《詩探索》第三卷(季刊)發(fā)表《鏡子的忠貞》、《這樣的時刻》、《為苦難之神傾訴痛苦》三首,顯現(xiàn)出詩人重新進入狀態(tài)的創(chuàng)作激情。這些詩作尤其突出的特點即是比喻的大膽使用,明喻、暗喻、借喻等修辭手段,于作者筆下,是心境是內涵是意義的自由落體。“我就要搬出舊房子了/舊房子里還剩下一瓶酒/我與舊房子對飲/直到天黑/直到把用嘴喝進去的酒/再用眼睛吐出來/把舊房子都濺濕了/你見過墻壁流淚嗎?/像一截用歲月也擰不干的月光”。這是現(xiàn)實中的萬千感懷與記憶、與往事干杯,進而難以自拔一醉方休愴然淚下的內心寫生,猶在目前活現(xiàn)。像“你欠我一個比墳墓還深的擁抱,一個比一生還長的蜜月”,像“腰間釘著釘子,口中開滿麥芒”,像“心像艘漏船浸滿了水”、“靈魂像條出走的魚離開水”等詩行,拈來比喻組建的意象版圖凜冽奇絕,作者明晰的是內心一次次釋放,暗示的是生命的屢屢磨難,借來的是風雨雷電、是自然界的一切,顛覆著讀者以往的審美習慣。李見心的詩,在遼寧女性詩歌創(chuàng)作群體中,獨樹一幟。
真正的詩歌的擔當并不宏大,就像聽一組音樂看一幅畫一樣,我們享受的是整個藝術欣賞過程,或悲或喜,或思或悟,受眾共鳴而已。至于“時代的鼓點,文化的觸須,民族的心跳,道德的盾牌”等等稱謂,只是蹩腳比喻的影響力,而非詩歌本身。毋庸諱言,此項道理詩人們十分清楚,各自的行進姿態(tài)證明,他們完全按照自己的軌跡創(chuàng)作,外界幾乎干擾不到。但有一點需要提醒注意,有些詩人在未進入自己的創(chuàng)作高峰期時就已進入了自己創(chuàng)作的偏執(zhí)期,思想價值取向,藝術審美判斷過于單一狹窄,符合自己口味風格的納入囊中,反之則棄之,兼收并蓄成為空話,結果把自己封閉在一條直線上,路徑越走越窄。寫與讀不能分開,這是一個漫長的儲蓄時間,詩歌絕不是年輕時代的青春與中年寫作。為什么中國很難出現(xiàn)聶魯達、帕斯等中年以后才漸入佳境的大詩人?除了天賦,重要的原因是積累不足。即使是一生只寫了一百六十三首詩的2011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瑞典詩人托馬斯•特蘭斯特勒默,在六十歲后仍然出版了《給生者與死者》、《悲哀的威尼斯平底船》兩本詩集。我們熟悉的著名詩人李瑛,有著北大中文系的學歷和良好的英語閱讀能力,他讀的書、他走的路或許比我們任何一位詩人都要多都要長,所以他既有農村題材民歌風的《棗林村集》,又有國際題材的《站起來的人民》等,還有戰(zhàn)士題材的《紅柳集》、《紅花滿山》等。這種擔當,是詩歌本身的“義務”所在,并非全部是詩人的執(zhí)意追求。現(xiàn)在的李瑛正走向九十高齡,可他的詩創(chuàng)作在六十歲、七十歲、八十歲時表現(xiàn)出來的飽滿度和爐火純青的技藝,確實令后輩的幾代詩人嘆為觀止。這種長時期的博采眾家之長,豐富形成自己的經(jīng)歷,堪稱楷模。詩歌的進步,也是反復“吐故納新”、他人影響自己的過程。